2006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

經過一再的討論與延宕,教育部終於在本月十四日公布 「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以起源於基督教會、在台灣流傳百年以上的白話字系統為主體,予以若干變化而成。其實,教育局早在一九九八年就公告過一套通稱TLPA的「台灣 閩南語音標系統」,也是根據教會白話字系統修改而成,不過變動幅度較大,如將聲調符號改為數字等,最新公布的版本隱含文字用途,數字標示較不適當,所以又回到原來標示於個別字母上方的聲調標示法,並註明 使用不便時才以數字標示法替代。



這代表目前台灣華語官方系統「通用拼音」的進一步邊緣化,通用拼音「通用」於台灣各種語言的原始意圖已遭一步步限縮,連用在華語拼音都遭受通行世界的中國「漢語拼音」系統的嚴厲挑戰。許多原本同情通用拼音相對於漢語拼音的台灣在地進步意涵的人士,如今恐怕大半已懶得去和漢語拼音爭了,因為他們可能更關心台灣本土語言的流傳與發展,和華語通不通並不是關心的重點,而且如果為了通華語卻反而阻礙了通本土語言,那可就虧大了。於是,百多年前以國際音標為基礎獨立發展出來而不受華語系統影響干擾的教會白話字,又逐漸回到台灣在地語言拼音與書寫的主流。



說是主流,也只是在台灣語言學界圈子裡關起門來的主流而已,出了門就成了支流甚至末流。常常看到為了支持TLPA或通用拼音或白話字系統等長久以來爭執擾攘的哪一種方案,簽署的專家學者團體洋洋灑灑一大串,然而社會人士、學生、甚至非台灣語言學界的專家學者們有幾個熟悉台灣語言拼音方式?更別說書寫系統了。獨尊漢字的台灣社會欠缺羅馬字教育,一般人甚至語文老師絕大多數對華文轉換成羅馬拼音都感到陌生了,若再聽說台灣語言可以相當程度用羅馬字表現出來,恐怕下巴都會掉下來。



華文已經有穩定自足的漢字系統,如何拼音只是輔助,然而具備在地歷史文化脈絡的台灣語言含有非漢字傳統的成份,非靠羅馬字來做根本的補充不可。這是台灣語言的生死問題。衷心希望台灣語言拼音與文字流傳應用的能量能趕快且大量溢出語言學術界,別卡在那道語言版本爭辯的窄門,例如可以和演唱台灣語言的唱片界聯繫,從其歌詞呈現著手,例如黃乙玲專輯《人生的歌》,封套上還附上 linshin e kwa 字樣,明顯是隨意拼湊,而根據教育部剛公布的羅馬字拼音方案,就可以確認為 lîn(jîn)-sing ê kua ,如此在通俗文化娛樂界著力,較能發展出常民語言的活力,也更能暢通和年輕人接觸的管道,可能還會成為新酷炫文化的指標呢。

2006年9月18日 星期一

關於林濁水

看了林濁水立委〈本質上不是群眾毆打媒體〉一文,感慨良多。我參加上週六的反倒扁集會,看見有人對著洪其昌立委大罵林委員,罵他背叛。其實就我長期閱讀林立委的文字,其 理路之清晰、思辨之銳利,當今政論寫手罕有出其右者,碰到水準差太多的,更是高下立判。 我常喜歡講,要體驗天堂與地獄之別,最簡單的方法之一就是連兩天看看某水果報週四與週五論壇的固定專欄,週四是林濁水立委執筆,隔天則由陳總統競選第一任市長的手下敗將上陣,看了讀者就可以從論述水平輕鬆體驗什麼叫做「從雲端跌入深淵」,一方平穩深沉、思考細膩、眼光宏圖,集結成冊還可以保值保固,另一方則躁動跳躍、拉拉雜雜、浮淺瑣碎,文章不用等隔天恐怕讀者還沒看完就過時了。



林立委號稱台獨理論大師,其實完全不枉此名,他先前在論述穩健台獨的一篇文章說:「穩健台獨和穩定上升的台灣主體意識很容易融合無間,台灣主體意識甚至成了台獨的核心價值;而穩健統派雖意圖整合台灣主體意識和統一卻不免處處有拼湊痕跡」,這是一針見血之論,而陳總統跳躍混亂的台獨路線就偏離了林立委的穩健台獨主張,時而予以嚴詞批判自是難免。然而,此次倒扁風潮,林立委的立場是反扁而不倒扁,因為他很清楚 各主要媒體全不顧新聞倫理卻侈言監督民主政治運作的事件因果,如 這次反倒扁集會出現民眾拆電視主播台事件,林立委再次點出問題核心:「媒體被毆事件,本質上是兩造惡質群眾的互毆,一以變造的事實,一以肢體力量,雙方以暴易暴,而非群眾毆打媒體。」



此次倒扁風潮的本質,愈來愈明顯指向媒體完全喪失比例原則的失衡報導。從這點來看,就知道對媒體極為感冒的林義雄先生為什麼任由倒扁陣營千呼萬喚不出來了。林前主席和李前總統等一軍不出來,二軍甚至只是三或四軍的施明德陣營也點名同樣是一軍的林立委出來倒扁,但林立委不為所動。反倒扁民眾應珍惜其清澄理念與台獨論述能量,不要再讓這位即使反扁也絕不向倒扁邏輯妥協的思想健將如其自述「一路走來不得不習於孤獨和不被理解」,早點讓他所自信的能「獲得最後的理解」早日實現。

2006年9月14日 星期四

含悲忍辱 意志堅定的台灣人

看到媒體沒日沒夜報導台北城倒扁活動,忍不住會咒罵幾聲,平常看到一些不快的事,發發牢騷是人之常情,但最近這悶氣,已經持續好幾年了啊。



我是學文學的,知道所謂深綠軍有群本土文藝兵團,對中國國民黨政權戰敗來台後蔑視污損台灣本地文化傳統之舉點滴在心頭,反藍傾向格外顯明,守護本土之心不見動搖。我悲其所悲,感其所感,行走於本土文藝天地,深覺在地文藝根基之深、本土文化傳統之醇,實為堅守在地文化脈絡人士其信心毅力的不竭泉源。以文學論文學,隨手以小說家來論,曾呼籲發起中國文學中毒消毒運動的鄭清文先生,近來持續創作且出手必屬上品,其文質之精、思想內涵之深刻,那些以中國血統或正統為榮的作者們能不瞠乎其後?



又如詩人李敏勇的政論文章,對台灣本土思想文化傳統一往情深,其理路之清晰、思辨之銳利,又豈是那位老喜歡東牽西拉名家文句以為己用、最近還把他最近許多政論文章一用再用一引再引「論放屁」的書親手翻譯出來的大老寫手可以比擬!這位文化界名流把某政論雜誌搞得烏煙瘴氣之後,如今和那雜誌另一位核心人物一起轉進某家明顯加入倒扁政爭弄出許多烏龍頭條新聞的報社,和鼓吹倒扁人民動亂引入美國勢力干政的報社主筆共同鼓其簧舌,如此駭人水平難道不會被在地藝文界「看衰小」?



這些異象亂象,本土文藝兵團都看在眼裡,六年多來在享有本土政權之名卻仍對台灣本地路線充滿敵意的政治與文化環境中,率皆含悲忍辱,這悲不是個人之悲,是台灣人悲情之悲,這辱也非個人榮辱,而是台灣歷史飽受踐踏之辱,許許多多頭腦清楚的台灣人也都如此含悲忍辱、 溫和忍讓,但是意志堅定,信心滿滿。這些台灣人未來幾天或許也會走上街頭,展現 持續反制倒扁行動的實力與氣魄,至少出出多年的悶氣。 施明德說,被動員去凱達格蘭大道挺綠的人,只有人的模樣,沒有人的靈魂,然而實情是,有體無魂的稻草人劇場早已在凱達格蘭大道盛大上演,那個在台上吟詩要把總統送上斷頭台而大受台下群眾歡迎的小學生,怎麼看都只有小孩的模樣,沒有小孩純真的靈魂。



總之,台灣人隔山觀紅火,但不容火葬鄉土。台灣人含悲忍辱,但意志堅定。台灣人 溫和忍讓,但信心飽滿。這一點,各方人士都要放在心裡,包括那些對台灣人此一稱號覺得自然或是覺得不舒服的人。

2006年9月4日 星期一

反倒扁創意學

倒扁行動一波接一波,目前接力上演的倒扁大戲所謂百萬人靜坐活動,由廣告界的范可欽先生主導創意發想,只見他夸夸其談數萬人著紅衣靜坐拼綴出某種圖騰透過 CNN等國際媒體報導空拍等等將如何撼動人心,又要在國家古蹟景福門圍紅布當精神堡壘,又可以上網登記靜坐一小時林林總總,彷彿創意發光、活力十足,又有各種媒體輿論和學界論述不吝奧援,好不威風。



反觀另一邊不支持倒扁的陣營,在言論或行動上稍有反制行為動輒被指為陷入「藍綠對抗」或「敵我邏輯」,豈止沒有創意而已,彷彿是黑暗的罪惡淵藪,無法論說也難有理性。舉個典型的例子, 一向頗具思想創意的台灣大學法律系顏厥安教授日前在《中國時報》論壇長篇論述了 憲政規範問題後,最後一段指出如果論者在意的是政治鬥爭的敵友邏輯,由於沒有公共論理空間,故不予討論。顏教授全篇文章最有趣的是最後兩句:「筆者絕不低估敵友邏輯的重要性,只是對之已無著墨必要。」這種附帶一提、不想多說的調調,益發顯現出所謂絕不低估的輕蔑與譏諷。



這種或者消極迴避或者直接指責的態度,使得敵我邏輯產生一種無法分析的神秘感,成為一塊理性的陽光無法穿透的幽黯場域。然而究其實,解除固著的神秘感( demystification)不正是那些熱情支援反扁論述的所謂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本職學能?任那神秘感無盡漫延是否顯示智識的怠惰?知識份子任令浮動的黑暗陰影是不是他們內心思想暗影的延伸?



以創意論創意,著名的創意人劇作家賴聲川近著《賴聲川的創意學》裡提到,培養創意要有「如是觀」和「因果觀」:「當觀點聚焦,心中不執著於任何特定的觀念,就可以看見事物的原貌;當觀點擴散出去,保持專注,就有可能看見事物發生或運作的因果。」把反倒扁行動視為敵我抗爭黑洞的專家學者,大都是不想也不屑把觀點聚焦,且執著於自詡清流高尚的觀念,於是便看不見反倒扁行為的原貌,看不清各主要媒體全不顧新聞倫理卻侈言監督民主政治運作等等因果(如顏教授發表文章的《中國時報》烏龍新聞多多卻從不道歉),這樣如何能對反倒扁陣營或其外顯的敵我邏輯態勢投以創意的眼光?或者,在那些學者專家眼中,反倒扁行為從頭到尾根本不配創意的冠冕?就像劉家昌日前說的,他六年前就反扁了,不用再捐一百元!這可能正是一部分的「事物原貌」:倒扁何需趙建銘、禮券、國務機要費?那總統的冠冕,阿扁從頭到尾都不配!也就是因為看到了這樣的事物原貌和因果,真正創意出發的可能,也許一直在反倒扁陣營持續反制的信心與氣魄這一邊,而從來不在 如民進黨立委所指想當倒扁流行教主的施明德身上和范可欽那講究浮華效果卻無法真正撼動台灣人心的廣告作品裡。

2006年8月25日 星期五

亨利.詹姆斯文學家族羅曼史又一章—柯姆.托賓著《大師》譯者談大師語言





本書是翻譯作品,在語言大家族的羅曼史中,譯文和原文類似文學評論和文學創作的關係,前者都是後者的後設語言(meta-language)。從歐美近代自結構語言學出發的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來看,文學象徵語言的形構邏輯和紀律操作,在文學評論寫作中愈益顯著。評論寫作和原創寫作在持續擴張的語言創生架構中相互援引甚且趨同,彼此從屬關係變得模糊。這種從屬關係的消解以及文本位態的趨同,也存在於文學大家族的羅曼史中。傳統文學論述經常透過作者的個性或生平經歷來評論作品,近代興起的文本分析理論則儘量排除作品外部因素,連帶也儘量淡化作者生活經驗等個人因素,視其為從屬於作品本身的低階位態。後來,傳記文類成為新興的文學典範,作家個人私生活和創作過程的呈現,固然可以為其作品內涵提供一定的想像,卻也可以是文本分析的對象,具有非從屬於作家作品的完整自足的文本位階。



本書描述亨利.詹姆斯從一八九五到一八九九年間的生活經驗和小說創作過程,同時也展現對小說語言本質的思考,為文學家族羅曼史再啟新頁。亨利喜歡聽別人說話,說是蒐集創作題材也好,但是他傾聽觀察的毋寧是說話的情境和心思以及話語流連牽引的態勢,這就是小說的趣味。以台灣讀者如今想必十分熟悉的「爆料」行為而言,本書描寫社交和日常生活場合裡爆料者說話的語境和心念,就極富逸趣,彰顯出小說家旁觀世態的本能,以及小說語言和說話爆料之間的某種類同。爆料者( alluder)其一是羅馬城首屈一指的私人宅第的女主人(出版譯文已將「爆料」改為其他較溫和的用語):







亨利知道她出身爆料達人家庭,她的母親、姨媽、小說家舅舅總是藏不住話,嘴巴說出來的總是比大腦想到的多。揚眉張目、咄咄逼人,是摩侯伊柳家的正字標記… 亨利成了她的獵物,她不會輕易放手。







爆料者(someone with her own mind indulging her need to speak it)其二是亨利.詹姆斯的大嫂,正在大爆也叫艾里思的姨子也就是亨利的妹妹與其女性朋友同性情慾的料:







艾里思講著講著臉亮了起來,眼睛也閃閃發光,她不再是威廉詹姆斯聰慧賢淑的妻子,而是一心一意想講八卦的爆料達人,彷彿唯恐天下不亂,語不驚人死不休。







就像亨利在本書中構思《鴿之翼》(The Wings of the Dove, 1902)裡一對男女戀人合謀另一位女主角財產的故事所思索的,「動機醜惡,故事也就醜惡,但如果動機正邪交織含混不明呢(what if the motives were mixed and ambiguous?)」,亨利對爆料的看法和感覺也是含混不明,對那豪宅主人,他顯然很厭惡,對大嫂活力四射的說話魅力則「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有興趣,為什麼看她講話是件奇妙的樂事」。其實,亨利是看到了和自己身為小說家類同的角色。對他小說語言的魅力,讀者想必也不時驚嘆,不知道自己怎會那麼感興趣,為什麼看他的小說是件奇妙的樂事。



本書讀者會發現,亨利的創作其實常常是聽別人爆料講八卦來的,書裡有兩個例子。有個朋友發現亨利以他聊過的某人八卦寫了篇故事發表,一直跟亨利叨唸這「很可議、很奇怪,也有點陰險」,是一種「廉價操弄」,而亨利「根本不想聽」,說「誰認出誰他管不著也不想管」,這位朋友便「不再講他滿肚子的八卦,以為報復」,然而過不了多久就「又開始跟亨利大聊特聊上一次見面之後聽來的馬路消息」,於是可以想見亨利又不時豎起耳朵了。



另一個例子是一位羅馬老貴婦向亨利挑釁的話,很能代表亨利這位爆料八卦轉換家的形象:「許多女士在你身邊爭寵… 我們都喜歡你,我想你也喜歡我們,但你總忙著蒐集題材,沒空去真的喜歡誰。你很迷人沒錯,卻總像個銀行家似的吸收我們的存款,也像個牧師似的聽我們告解。我記得姨媽警告過我們,別告訴你任何事情。」是的,別告訴小說家任何事情,但這警告通常是拿來後悔用的。



而這整本小說,其實可以看做是在大爆小說家亨利.詹姆斯的料。爆料的定義是說出一般人或許多人容易忽略或無從得知的事實,而這也是小說之道。當然,爆料品味有高有低,小說也有好有壞。好的小說太精彩,讀者也難免對作者本人好奇,於是刺激以作者為題的各式論述,激發文學再生產的能量。以亨利.詹姆斯為題的各式文學論述,很多是討論他擅寫細膩的女性心理,對這點好奇的讀者,看過本書想必真會嘖嘖稱奇,因為擁有同性情慾的亨利其實害死了兩個女子,一個是他表妹,一個是他最好的朋友。當年亨利剛剛遁入義大利的美麗舊世界,正準備「好好享受自由的盛宴」,不想讓生病的表妹來羅馬休養兼攪和。本書和盤托出亨利的告解:







直到今天,他還是覺得有權不管她,有權走自己的路,有權完成自我。然而,她的信讓他滿懷悲傷與罪惡感。







然後又有一位女小說家,和亨利最是心靈相契的摯友自殺身亡,原因很可能是亨利的冷漠與疏離,他再次告解:







他有理由選擇獨處,然而,他設想愈多,恐怖愈甚。他自律自制,所做所為如今只讓自己發抖。那個冬天他如果去了威尼斯,他知道,她就不會自殺… 而他,為了內心深處抗拒著她的什麼東西,為了舊式作風和社會禮儀,把她丟在那裡。他的任何表示,都可能救她一命。







小說家亨利有權利丟下至親好友不管她,有理由選擇獨處,這可能是他成就小說藝術的方式,讓生命的活力在小說裡昂揚,同時也讓一些生命在暗夜哭泣、隕歿。爆料至此,聽者保證值回票價。



而在得與失之間,就像書中亨利在構思《鴿之翼》時設想女主角的道德觀所思索的:「她犧牲良多,也獲得良多,而她本著實際的處世之道,小心翼翼不讓得與失彼此較勁」,這彷彿也是亨利.詹姆斯實際的小說藝術之道,不去比較得失,看待得失有一種動機正邪交織含混不明的道德觀,得意時在哥哥要他寫一本有關美國史和清教徒祖先的小說時高呼那是「瞎扯淡」( humbug),同時一份疏闊淒清的失落感也無所不在:「有時他覺得自己過的是別人的日子,自己的生活是還沒寫出來的小說,自己是還沒寫完全的人物(a character who had not been fully imagined)。」



而亨利.詹姆斯寫出來的小說和寫完全的人物,踏著他勤勉實際的小說之道,在今天多元價值的文學世界裡顯得益發鮮明而美好,時而詏口繁複的文句是他執著於詞藻文字的痕跡,就像哥哥威廉在本書末尾問亨利計劃要寫的《使者》( The Ambassadors, 1903)和《金碗》(The Golden Bowl, 1904)的故事會有什麼啟示,他回答的:「生命是個謎,只有字句真實而美好。」



本書譯文有個考量,就是儘量不用如「可看性」的「性」和「慢慢地」的「地」等字眼,因為譯者相信,這兩個西化的附加字眼大都是可以不用的,不僅可以不用,不用還可以讓文意更簡明清晰。讀者可以試做一題時事習作,同樣有關爆料,是從龍應台最近發表的、把 在台灣為人詬病的瘋狂爆料文化視為「每一件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增加一分透明」的乾淨與妥貼的〈今天這一課:品格〉一文裡摘錄出來的: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帶領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災難性地不及格。







元首及不及格姑且不論,這句「他近乎災難性地不及格」集「性」與「地」大成,在譯者眼中誠為奇觀,其實也是時下常見的行文方式。要怎麼改呢?譯者的建議是,和絕大多數情況一樣,「性」和「地」皆屬贅詞,去除後再倒轉句子然後加「的」即可:「他的不及格近乎災難」,只是還是不甚明白到底災難了沒?以文字論文字的標準來衡量,「他近乎災難性地不及格」這個句子的不及格是否也近乎災難呢?至少在譯者眼裡,是的。幸好,本書譯文是免除這種災難了。

2006年7月4日 星期二

讀龍應台"今天這一課"

美國文學批評大師哈洛卜倫(Harold Bloom)於其以莎士比亞為西方文學傳統核心的名著《西方正典》(Western Canon)裡,對文學作品裡最深邃細膩的莎士比亞式人物和其他次等的文學人物所做的比較與區隔,其一是後者「說話是極為浮誇的,華美崇偉是度量事物的標尺,增一分則喜,減一分則憂。」龍應台針對總統罷免案說話的〈今天這一課:品格〉,上述次等文學人物的浮誇風格再次躍然紙上,華美崇偉之思綿綿不盡,說不完宏觀的歷史意義,沉浸於「台灣人民用無比清晰的聲音做出宣示」的快感,只是這樣的高蹈語言一再演練,深入社會脈絡肌理的同情理解一再缺席,恐怕留下來的只有那把度量事物的尺,被度量的事物本身已經消失不見。

        於是,當龍應台對總統罷免案額手稱慶,對這華人世界驚天之舉迫不急待宣告來自「整個華人世界裡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體」時,那所謂的高度成熟堪稱華美崇偉的公民社會其實不過是龍應台心中那把尺的投射而已,她想丈量的公民社會並沒有真實的存在,許多台灣人聽她這麼說,下巴可能只會以其有幾分的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而往下掉幾分。許多台灣人會想:「這敢是台灣?」

        可能有許多台灣人難以理解,為什麼龍應台高呼立法院總統罷免案表決日為「光榮的一日」的那一身傲氣,和她念茲在茲的公民素質、品格力量、文明教養是那麼格格不入,因為如果把自己認知與感受的驕傲與榮耀有意無意建築在許多台灣人的憤懣與不平上,姑不論這憤懣不平所從何來,神經如此大條,到底合了哪一條做人的道理和公民道德規範?

        同樣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龍應台一面強調必須「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卻還是反手操作,把駁雜多樣的人民感受瞬間提昇為國民整體的光榮感,如此斑斑斧痕,和龍應台所期許的國民「健康的自豪感」相距何止千里!

        可能也有許多台灣人不瞭解,帶給龍應台驕傲與光榮感的罷免總統案,其發動者與擁護者,包括國會、政黨、媒體、支持者,到底有什麼道德立場或品格教養,夠資格「在華文世界的民主進程和憲政史上,豎立一個全新的里程碑」?套句龍應台自己說的,這些團體或個人有幾個值得讓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做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如果這座里程碑是那些團體或個人不顧許多台灣人感受豎立起來的,那麼這座碑所標示的應該也會是許多台灣人氣惱怨懟的里程吧!

        而龍應台的傲氣啊,就像是飄浮在台灣上空不染塵泥的祥雲瑞氣,連在台灣為人詬病的瘋狂爆料文化,都被那朵祥雲化為「每一件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增加一分透明」的乾淨與妥貼。

        筆者不會像龍應台一樣以全稱口氣呼叫台灣人,我只會說「許多」台灣人,因為也許龍應台的立論言說會激發出許多台灣人的榮譽感,許多台灣人深覺自己參與了台灣民主憲政史上輝煌的一頁,讓自己因支持罷免而亢奮的情緒落坐加大加寬的尊榮席位,但在這同時,也有不少台灣人感覺不到一絲絲光榮,覺得這光榮像是說了無數個夜晚據說可以解救台灣民主政治生命的奇幻故事,而解救之道,終究只是停靠在浮誇的、華美崇偉的奇幻言說裡。 



今天這一課:品格 龍應台



光榮的一日



今天,是一個光榮的日子。將來的歷史會寫到,在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這一天,台灣人行使罷免權,督促一個總統下台。 不論今天的罷免結果如何,台灣人民又在華文世界的民主進程和憲政史上,豎立了一個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灣一片動盪;人們每天看見、聽見,被舖天蓋地包圍的,是電子媒體的誇張和聳動、街頭巷尾的挑釁和喧囂、醜聞弊案的揭發或遮蓋、領導人物的尊嚴掃地、意見菁英的各說各話。民主似乎墮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爾虞我詐;價值的混淆,是非的顛倒,社會互信的嚴重腐蝕,使人開始懷疑,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見,在這喧囂混亂的同時,人民在集體補課,補修在威權時代裡不准你修的公民課。 每一件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對金融勾結的報導,都使人民對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他的伎倆,看穿他的破綻,認清他的品質。不要小看了台灣人民,台灣人民在弊案中累積他對權力本質的認識,在喧囂中磨利他對政治人物的判斷,在紛紜中加深他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養他對真偽價值的辨識。 他掙脫了權威的束縛,實踐過選舉,實驗過公投,現在,他再跨出一步,敢於嘗試罷免。罷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經給政治人物一個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選你,就可以罷免你。 世界上沒有人能否認:台灣有的,是整個華人世界裡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體。 補課的代價可能很高,可是成熟的過程沒有不痛苦的;今天,我以身為台灣公民為榮。



足球不只是足球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負擔。昨天,收到一封電郵,作者是一個十七歲的德國少年: 「麥茵河中央搭起一個大得不能再大的電視銀幕,兩邊都可以看到球賽現場轉播。河兩岸擠滿了人,新聞說,起碼有三十萬人聚到河邊來,隔著中間的河水,兩岸對看。 「馬路上、河岸邊、廣場上、酒館裡,擠滿了人,各色人種……最奇怪的是,每個人都在微笑,都在擁抱,都在唱歌。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對彼此那麼友善,對陌生人那麼熱情,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那麼喜悅,那麼開懷。 「我也從來沒見過這麼多德國國旗同時出現──幾千幾萬幅國旗在人們的手裡揮舞飄動。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那麼以自己的國家『自豪』,其實,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以自己的國家『自豪』過──這真是第一次。大家在揮舞國旗為德國隊加油的時候,好像納粹的陰影真的消失了,好像人們突然發現──我們是德國人,是一體的。 「我這才發現,這次主辦足球世界盃,對德國人的『認同』是多麼、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吃驚。」 這個十七歲的德國青年以一種最天真的方式認識了政治領袖們非常明白的一種規則:成功地主辦國際體育競賽可以給國民帶來自豪感以及向心力。 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把盛會辦得風光,人民會以他所屬的國家為榮;國際競技所帶來的「同舟共濟」和「同仇敵慨」的情感,又能加深人民的國家認同和社會凝聚。每一個有能力的國家都卯足了勁在競爭重大國際競技或博覽的主辦權,除了經濟考量之外,這「凝聚認同」、給國人光榮感的政治考量,是一個核心因素。 



元首不只是經理 



一個國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個核心的責任: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帶領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災難性地不及格。 當他在空中做外交「迷航」的時候,當他讓霸氣的美國政府直接或間接羞辱他的時候,台灣人沒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沉默的屈辱。當他用充滿暴力暗示和誘引衝突的語言對人民說,「我願意犧牲,扣扳機吧」的時候,台灣的社會是被精心設計地撕開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 當他對一件又一件的弊案無法澄清,前後矛盾,而同時又拒絕反省的時候,他不是一個道德典範,他是一個典範的顛覆與嘲弄。 至於可憧憬的願景──誰說得出什麼是台灣的願景?這個社會,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人在談願景了。舉國的力氣,投擲在對一個人的爭執上。一個應該是解決問題的樞紐,變成問題的來源。 我們賦予元首的任務,是讓他以超出我們的道德力量去做教育孩子的人格典範。是讓他以高於我們的眼光,為我們找到方向,指出夢想之所在。是讓他以遠比我們開闊的胸襟去把那撕裂的,縫合;使那怨恨的,回頭;將那敵對的,和解;把那劍拔弩張的,春風化雨。 他回報我們的,卻正好是一切的反面。 這個是非,在我眼中,是分明的。元首不是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只需談執行績效和法律責任。對於元首,法律責任只是最低要求、最末端的一件事;他第一要擔起的是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都不是依靠法律條文來規範的。 規範政治和道德責任的,是一個社會的整體文明和教養。 



誰教過他「品格」? 



當一個元首成為「千夫所指」時,一個深層問題必須追究的是,這樣的元首和他的裙帶集團,究竟是怎麼產生的? 他們的家庭和小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誠實是第一原則?他們的中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公和私的界線要嚴格分明,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元首的大學法律系教育,有沒有教過他:最大的權力必須以最大的謙卑來承擔?有沒有教過他韓愈在一千兩百年前說過的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沒有教過他薩穆爾.斯邁爾斯在一百三十年前說過的話:「一個偉大的國家領袖在他身後留給國家的財富是,一個毫無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後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時仿效的榜樣」? 他所一路成長的社會環境──父母、長輩、老師、社區、媒體、整個教育系統,有沒有給過他一種薰陶,一種教訓,告訴他:沒有品格,權力可能就是災難? 培養了他的政黨,在台灣民主進程上曾經做過偉大貢獻的這個黨,有沒有認識到,人民當初是因為對這個政黨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將權力交給了它,而將來人民還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監督和對抗下一輪可能腐敗的新的執政者? 今天拚命為他辯護的人,是為了什麼而為他辯護?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裡,究竟還算不算數?今天反對他的人,又是為了什麼而反對?是真正原則的堅持,還是黨派權力的便宜計算? 如果我們的家庭、學校、社會、政黨,從來就不曾把品格和教養看做教育的關鍵內容,如果我們的政府,從來就沒把公民素養看做國家的教育大計,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裡的人民本身是一個對於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體,那麼選出一個無能、無識又嚴重缺乏恥感的總統,我們為什麼驚異呢?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是社會的整體文明與教養的產物。檢討他、批判他的同時,這個社會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養,恐怕更值得我們深深、深深地思索。 



一點也不差 



所以,罷免通過不通過,哪裡是真正的意義所在呢?罷免的真正歷史意義其實在於,透過罷免的提出,台灣人民用無比清晰的聲音做出宣示:民主不是民粹,自由不是放任,容忍不是拋棄原則,人民長大,不代表不需要典範。透過罷免的提出,人民在考驗自己對大是大非有多少堅持,對社會進步的力量有多少信心,對不該忍受的行為他如何決斷,對值得奮鬥的目標他如何執著。 一課一課地上,一關一關地過;一路走來,台灣人,你一點也不差。